大家好，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，就是关于宋朝历史疑云的问题，于是小编就整理了2个相关介绍宋朝历史疑云的解答，让我们一起看看吧。
李清照赵明诚离婚原因？
没有离婚。李清照是在赵明诚死后再嫁，结婚之初有多么的甜蜜，得知丈夫的懦弱以及背叛之后就有多么的绝望。所以在赵明诚死后她才会没过多久就选择了再嫁。刚开始的赵明诚对待李清照甚好，但是或许这个好是有折扣的，当与自身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他选择了毫不犹豫的就放弃李清照。当赵明诚在守城的时候见势不对居然选择了弃城而逃，最重要的是他还放弃了自己的妻子李清照。对于李清照来说，这件事情虽然过后没有再过多的提，不过已经成为了心中的刺。
对私人来说，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丈夫，对国家来说，他也根本就不是一个爱国者。所以这样一个不忠不义的人根本就不是自己爱着的那个人，这个时候的赵明诚在自己的心中地位已经一落千丈。刚开始困难的时候是李清照陪着赵明诚度过自己那段艰难的岁月，但是当发达之后他立马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。他选择了纳妾，对于李清照来说，这个男人对自己已经没有了爱。李清照那么高傲的一个人自然不会去哭哭啼啼的奢求爱，她选择了冷淡以对。毕竟对于此时的李清照来说这个男人已经变成了一个陌生人。
当赵明诚死后，李清照自然不会为他守身如玉，毕竟他不配。所以李清照选择了再嫁，但是可惜的是再嫁选择的也不是自己的良人，所以再次离婚之后选择独身生活。
宋仁宗之后继位的宋英宗历史真实情况怎样？
宋仁宗曾生有三子，皆幼年天亡，自庆历三年皇三子赵曦死后所育皆为女儿。于是群臣向仁宗建议领养宗室为继嗣，但都遭到宋仁宗的拒绝。继嗣之事，遂成为仁宗朝后期的重要政事至和三年(同年改嘉祐元年，1056年)元旦，正进行大朝会，仁宗突然发病，神志失常，直到二月中オ病愈。
其间宰相文彦博曾向仁宗建议以宗室为嗣，仁宗表示同意，但不久仁宗病愈，事遂中止。此后范镇再请仁宗建嗣，宰执文彦博、富弼、王尧臣，以及御史包拯等多人也不断提出建嗣事，都被拒绝。直至嘉祐六年十月，年已五十二岁的仁宗，终于同意建嗣。而实际立皇子，已是次年八月。真宗弟商王赵元份幼子濮王赵允让的十三子赵宗实，四岁时曾养于宫中，后以仁宗生子而归王府，这时年已三十二岁，被立为皇子，改名曙。
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三月末，仁宗暴病卒。四月初一，皇子赵曙即位，是为宋英宗，尊仁宗皇后曹氏为皇太后。
英宗即位后数日即病，以致宋仁宗大殓时，英宗“疾增剧，号呼狂走，不能成礼”，宰相等向曹太后奏报后，下诏“请太后权同处分”军国事务。英宗病重时，语言行动多有错乱，往往触忤曹太后，使曹太后不堪忍受，加上内侍等离间，甚至还有人暗中劝曹太后废英宗，另立新帝。
曹太后遂将英宗病中的过失及失当的言词，书以告宰相韩琦。还曾向宰相韩琦“忽问汉有昌邑王事如何”，以后又派中使送密札给韩琦，其中“有为孀妇作主之语”。日后韩琦朝时，曹“太后鸣咽流涕”，说:“老身殆无所容，须相公作主”，废立之意非常明显。韩琦居中调解，说英宗病中的行为不必在意，请太后宽容。
后又对英宗说明利害关系“陛下今日，皆太后力，恩不可不报，然既非天属之亲，愿加意承奉，便自无事”的。于是“帝(英宗)大悟，自是亦不复言太后短矣”8，两宫的关系得到缓解，一场废立皇帝的危机终于平安渡过。
治平元年(1064年)五月，英宗病愈。宰相韩琦乘机单独向曹太后表示辞相出任地方官，意在促使曹太后还政于英宗。当曹太后表示愿意还政后，韩琦又追问何时，曹太后并未回答，只是“遽起”，韩琦即“厉声命仪鸾司撤帘，帘既落，犹于御屏微见太后衣也”。英宗才得以亲政。曹太后撤帘还政于英宗，是朝廷大事，韩琦事前未与其他执政大臣商议而独断专行，遂引起柩密使富弼的不满。
英宗亲政的次日，即向执政们提出:“积弊甚众，何以裁救?”早已无意于改革的富弼竟以“恐须以渐厘改”来搪塞，并不提出任何具体的改革意见。宰相韩琦在随后不久，又提出尊奉英宗生父濮王赵允让夫妇的礼遇问题，而将英宗提出的改革要求置之不顾。其后讨论尊奉濮王礼遇(史称“濮议”)之事，遂成为英宗朝君臣的主要“政事”，直至治平三年正月方始定议，而崇奉事宜议论一直延续到九月。其间群臣意见分歧，甚至互相攻击，引起不和，正常政事实际上已处于半停滞状态。
宋英宗时期，进行了两项改革。一是对官员进行考核的“磨勘”制度作了些调整。治平三年九月初，“帝欲去官冗之患”，要求制定改进措施。“冗官之患”由来已久，自真宗大中祥符八年(1015年)正月，诏令官员每满三年进行磨勘，实际上是不论有无政绩、过失，到时一律晋升官称。
由于实行“官”(官称)与“差遣”(职务)分离的制度，而俸禄主要依官称领取，以致有些官员在家等待派遣职务期间，照样领取相应官称的俸禄，甚至满了年也同样再升官称。加上“任子”及经考试等进入官员行列的人员大增，致使五十年间，官员已增加了约十倍，然而职位有限，不少官员因而无法派遣职务，但仍坐领俸禄。
这次改革主要是延长了磨勘的年限，对所升官称也作了限制，不能无限止地升遣官称。一般文官改三年一次为四年一次磨勘，“至前行郎中(吏、兵部郎中，从六品)止”;而待制以上改为六年一次磨勘，“至谏议大夫(从四品)止”等，以减缓官员升迁官称的速度，并对中高级官称的定额作了限制，以达到减少***俸禄支出的目的。
二是对后代影响巨大的科举制度的改革。同年十月，诏“令礼部三岁一贡举”，“三年大比”的规定遂为后世所遵行，直至近代取消科举制度。
宋自建国，奉行五代旧制，每年都进行科举考试，后来又不定期举行，有时数年不进行，又或连考数年，再后又间行隔年考次，没有规律。起初录取的进士及诸科人员相当少，因而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官员行列的人数很有限，最初每次总共一二十人到太祖末年，每次也只有一百多人。但自宋太宗夺取帝位的次年，可能是为了争取士人对他的支持，一次科举录取的各类人员竟达五百多人，以后每次科举录取的人数都较多，尤其是隔年考试的年份，更会增加录取的人数。因而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官员行列的人数大增，这也是造成冗官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这次改革对每次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作了限制，并减少了录取的名额，即“于未行间岁之法以前，率四分取三分。礼部奏名进士以三百人为额，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土之数”。也即是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，录取的总人数不超过六百人，以达到减轻由“冗官”的俸禄给国家财政带来的经济压力，也有利于澄清吏治。
但是，时隔不久，宋英宗又开始生病，其他改革也就无从谈起。英宗的病情日益严重，到同年十二月下句已不能说话，只能写字表意。三十五岁的英宗虽已久病，仍不愿立太子，只是病重后不得已而立长子颍王赵顼为皇太子，册礼定于次年正月十九日进行。
治平四年正月上旬，宋英宗病死，尚未进行册礼的太子赵项即位，时年二十，是为宋神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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